美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如何处理这些大国关系的？

一般而言，国家兴衰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关心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历史上看，凡大国、强国都要反复探讨国家兴衰的原因，特别是兴国之君及其大臣们。古代中国的“圣君贤相”、“济世之才”也是这样，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论述。汉贾谊写的《过秦论》至今仍脍炙人口，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说，也一直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

古今的政治家和学者关心国家兴衰，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费解又太迷人了。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些庞然大物不久后就消失了，而一些卑微无名的弱小民族却得以强大起来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人类历史上渺小的、谁也不曾想到它有任何前途的民族变得显赫一时的情况比比皆是：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不是庞大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默默无闻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

征服创造了辉煌文化的希腊城邦的罗马人，原来是不受重视的蛮族；19世纪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脱胎于落后与混乱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御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侵略。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进步潮流的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一向贫困落后，而且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兴起而不是发生在当时最豪华的法兰西。

19世纪里，原来是德国人殖民地的普鲁士最终成了这个民族的核心力量；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长期处于沉睡之中的德国与遥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取代了达到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自吉本写下《罗马帝国衰亡史》以来，西方人就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大英帝国的衰落是20世纪学术界谈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史学界、经济学界特别热衷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印度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奴役的原因也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论题。美国正处在自己的顶峰，它怎么可能对那些世界上生气勃勃的力量视而不见呢！

当然，关心国家兴衰虽然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却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人这样关心；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期，都有自己最关心的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兴衰只在某些时期才会特别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当许多普通百姓也来关心这种问题的时候，说明它确实对这个国家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当前美国人关心国家兴衰，是美国正面临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的反映。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也达到了它的顶峰，今后能保持这种地位吗？欧洲正在走向联合，东亚生气勃勃，特别是庞大的中国正在崛起，即使是崩溃不久的苏联的核心俄罗斯也正焕发出新的生机。美国有能力面对这些挑战吗？正是这些原因使美国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上到处寻找假想的敌人，到处出击，到处树敌——它总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在学术界，则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国家兴衰的原因；在民间，则有愈来愈多的普通百姓对这类探讨感兴趣。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与它平起平坐的苏联崩溃了，新的能与它抗衡的力量尚未成长起来。它似乎感到有些孤独，因为它享有太多的权利，它可能也感到自己正承担着太多的“责任”。美国有人这样讲到了当前美国的两难处境：“美国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方面是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美国完全主宰所有其他国家，但是危机出现时，它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是多边世界体系，美国放弃一定控制权，但是能得到更多帮助。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权衡？”可以说，美国人关心国家兴衰，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处在国家兴衰的十字路口上，处在如何维护世界上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十字路口上。

这样一种背景决定了美国人探讨国家兴衰问题的特点：以人类整个历史为基础，通过广泛的比较来进行探讨；背景特别恢宏，所探讨的也不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命运，而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民族，特别是大民族或大国的命运。

这是一个未衰的超级大国对国家兴衰的探讨，不含有那种亡国之民的哀怨之音，而是带有世界发展领头人的那种自信和傲气。这样一种探讨往往以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或最近500年来的历史为大背景，由此造成了世界史写作的新变化，使它更贴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这也造成了更多的人的担心和忧虑。

这些特点也决定了这种探讨有其相当深刻之处。在我们看来，他们关于国家兴衰的原因的说明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但他们用来维护自己超级大国地位的措施却并不怎么高明。他们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大国衰落是因为维持帝国地位力不从心和内部体制的僵化。历史上大国的衰亡一般都是这些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战线过长，到处出击，超出自己的能力来维护地区或世界霸权的地位，确实是古往今来许多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是许多帝国迅速衰落的原因。内部体制的僵化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虽然其发展的过程相对缓慢一些，但正由于这是一种累积的结果，所以一旦形成便不可救药，极难改革。

由此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成为该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必然会产生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舍此不会有社会的进步，或者说，某一时期的社会进步总是与某一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为了保持长盛不衰，该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拥有过多的权力，这样，当这个集团渐渐失去进步性，与更先进的生产相联系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中时，后者可以较容易打破前者的垄断，从而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从历史上看，只有比较开放的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何看待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应该看到，美国人的担心是从世界历史上的事实出发的，近500多年来，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与原有的霸主的激烈冲突。当然也有例外——美国取代英国，这是因为英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不是由于美国与英国对抗。

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出现与它平起平坐的力量，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也说明了许多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惴惴不安。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著名的亨廷顿在20世纪末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认为，“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它们各自的利益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还远未对美国构成挑战，当然，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都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谋求合作和发展，这不仅是对两国人民，也是对世界人民的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