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谁编纂的？《吕氏春秋》的内容有哪些？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又被称为《吕览》。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吕不韦编写这部著作是为了与战国四公子比赛养士，也是为了像荀子一样“著书布天下”。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这部著作，实际上有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吕不韦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政治上的统一趋势日渐加强，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势头日渐明朗。在政治上渐趋统一的时候，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融合百家思想，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这一角度来说，吕不韦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

其次，秦国国力蒸蒸日上，在嬴政这一代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极大。因此，作为丞相的吕不韦，有义务为即将诞生的统一大帝国建立统一的思想，以保障年轻的秦王和新生的帝国平稳地走向繁荣和富强。从这一角度来说，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是着眼于秦国未来的发展。

再次，吕不韦生活的时代，著书立说的风气浓厚，但吕不韦作为一位商人，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当他在商业上、政治上都成为强者的时候，他就有了在文化上做出建树的心理需要。他虽然名望响彻六国，但要想万世留名，最好的办法就是著书立说，而著书立说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融百家思想于一炉。从这一角度来说，吕不韦著书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吕氏春秋》

在这三种需要的驱使下，吕不韦组织自己的三千门客，开始了《吕氏春秋》的编写工作。

由于《吕氏春秋》是由多人合著而成，因此在体例上必须做统一的要求。吕不韦要求个章节体例划一，篇与篇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与分工，最终，此书按统一的计划和组织编写完成。

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的目的之一，就是博采众长为秦国所用，为秦王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实现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因此，《吕氏春秋》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抛弃其中不利于统一和稳定的观念。吕不韦虽然被后世称为杂家的始祖，但《吕氏春秋》的各个章节实际上都是宗旨明确，全书目标一致，堪称“杂而不杂”。

《吕氏春秋》力图摆脱各个派别的门户之见，对各家着重审视其优点，汲取其精粹。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就都要融合进来。因此，在《用众》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正是由于《吕氏春秋》有这种抛开门户之见的宽容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它才能够真正取精用宏，才能影响深远。

在《吕氏春秋》中，吕不韦并不是简单地将各门各派的学说罗列出来，而是有主有次、有详有略、有所损益。在此之前，荀子就对儒家的学说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形成了荀学。他虽属儒家的范畴，但他的思想中已经融入了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因此他才能教出像李斯、韩非那样的法家学说代表人物。《吕氏春秋》继承荀子的批判继承法，继续对儒家进行进一步的扬弃。

在对儒家的取舍上，《吕氏春秋》吸收了民本思想，并给予了高度重视。《务本》篇写道：“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顺民》篇中则说：“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最著名的一句是在《贵公》篇里，它首次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这些言论，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吕氏春秋》还吸收了儒家的贤人政治思想。儒家的贤人政治，简单说就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吕氏春秋》中提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国为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

当然，《吕氏春秋》的民本观念和贤人政治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它虽然认识到“宗庙之本在民”，但后面又写道：“民之治乱在有司。”因此，《吕氏春秋》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它提出的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也不过是为了保证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在对道家的取舍上，《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的无为思想，并提出将其运用于为君之道中。《吕氏春秋》中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可见，《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非常认同，书中提出，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实上的有为。

《吕氏春秋》中还说道：“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如果君主事必躬亲，万事俱管，其结果就会是君实际上却成了臣，这样就容易造成国家的混乱。从《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它蕴含的思想是源于老庄而又高于老庄的。

在对墨家的取舍上，《吕氏春秋》吸收了墨家的兼爱和尚贤之说，而将墨家的其他核心思想，如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全部摒弃或加以驳斥。墨家主张“非攻”，即反对战争。《吕氏春秋》中的《振乱》一文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

吕不韦剧照

但吕氏春秋不是鼓吹战争，而是主张兴“义兵”，在它看来，“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正义战争，可以除暴安良，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吕氏春秋》驳斥了墨家的“非攻”观念，但对“尚贤”的观念，《吕氏春秋》是很赞同的。《圜道》篇赞赏尧、舜说：“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这与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是高度一致的。

此外，《吕氏春秋》还吸收墨子“薄葬”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吕氏春秋》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也没有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感情上的需要，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仍要有一定的仪节，但它说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因此厚葬毫无益处。《吕氏春秋》对社会上为何盛行厚葬之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家的节葬观更加理智和深刻。对墨家思想的有褒有贬，突出显示出《吕氏春秋》兼容并蓄，取各家之长的著书理念。

在对法家的取舍上，《吕氏春秋》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和变法观念。在对变法的论述上，《长见》篇这样写道：“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这就是说，《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古，犹后之视今。

因此，当时代发展变化了，相应的制度和法规也应该及时地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吕氏春秋》中还说：“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它在《察今》篇中写了两个生动的寓言故事：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第一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刻舟求剑”的故事。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在讽刺那种保守而不知变化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吕氏春秋》是主张与时俱进的。

《吕氏春秋》还明确指出了法治的必要性，它认为：“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它还说：“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这些观点显然出自商鞅等法家学派的人物。

吕不韦身在秦国，秦国因法家而富强，但吕不韦并没有因此而对法家大加褒扬。法家包括法、术、势三方面的内容，《吕氏春秋》只是保留了法家法和势的思想，对于法家刻薄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阴谋权术，《吕氏春秋》或进行批驳，或直接舍弃。

此外，吕不韦虽然是大商人出身，深知商业利润远在农业之上，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国丞相，他更知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因此，在《贵当》中，吕不韦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

《吕氏春秋》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稳定农业和农民不仅是国家安定的基础，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最终源泉。无耕即无战，没有了农业和农民的支持，战争就成了无源之水。《上农》篇说：“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这一思想显然继承了商鞅的重农思想。《吕氏春秋》重农，但并不抑商。它的主张是先农后商，它看到了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比商鞅的唯农论有了很大的进步。

除此之外，《吕氏春秋》还对先秦的兵家等思想流派的学说进行了批判和吸收。总体看来，历史上号称“杂家”代表作的《吕氏春秋》博采各家学说，吸取了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在《不二》篇中，吕不韦这样说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

可见，他是对不同的思想进行了批判的吸收。而且，它虽然采用了各家各派的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无大的矛盾之处，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吕氏春秋》确实“杂而不杂”，是一部内容多样、思想丰富的杰出著作。

这部杰出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氏春秋》融合各家之言，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籍佚文。其中的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因此它保存了各家的思想资料，许多古代的佚文也靠它而得以保存，甚至在《上农》等农业篇章中，它还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而诸子中的杨朱、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保留下了一些他们的资料。《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距离这些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较近，因此其可信度较高，所以其史料价值也就较大。

过去，人们对《吕氏春秋》十分推崇。西汉时，司马迁说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作者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到了东汉时，为《吕氏春秋》作注的高诱，说它“大出诸子之右”。

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能称为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他更像是一部思想汇编。因此，他的史料价值要高于他的思想价值。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他开创了集合众人之力编书的先河，为后世编纂大型图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它也是我国历史上有计划地集中编写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著。书中的一些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等流传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也有许多封建思想，我们应该加以甄别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