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五胡乱华：五胡乱华究竟是什么原因？

五胡乱华又称永嘉之乱，是华夏中古时代的分水岭，胡人内侵的残酷构成了后世华夷大防论据的原材料，今人多以制度视角哀怨晋武帝大树封国以致旷世奇祸，导致周初普遍实施、载之经典的封建屏藩原理，在今人的郡县制史观中，其价值跌落谷底，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名臣魏征以此警诫唐太宗，史家司马光为汉和帝叹息，但都止于人事布局与控驭胡人的角度立论，强调不宜急速引入大量胡人部落，未涉及晋初的封国驻防格局。

五胡乱华图

相反，时人似乎并不以晋武帝之策为祸乱根源，刘裕告诫子孙重镇地区必须由宗室轮守，宋文帝禀承遗旨轮换宗王镇守荆江扬诸州；萧道成以宋室诸王相争为由，以兄弟和睦必能长守帝位之辞留给新君。

这与晋武帝之策没有实质性差别，而东晋强藩违命更加深了刘裕追随司马炎的决心。  

历史似乎给后人开了玩笑，今人执之甚坚的观点，并非当时人考虑军政策略的核心教训，其中的隐情是封建原理在历史演变中，由于不同时段的功效被错误解读后，所产生的理论再次作用于现实政策的结果。

封建制自从秦代以来，其危害性经李斯、贾谊、晁错的极力发挥而为人熟知，但其有效性却通过某些关键历史事件隐秘地传承下来，在晋初的关键时刻成为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这个过程中各种对史实的理解交织在一起成就了晋初封建制的悲剧。  

汉高祖凭韩彭之力击灭项楚，在短暂的不得已分封诸王后，迅速以同姓宗王将其取代，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惠吕之际。

吕后施展谋略翦除刘姓诸王，差点成就了吕氏封王的长久之计，但随着功臣的集体反叛而功亏一篑，周勃入北军而士卒皆左袒的原因，代国中尉宋昌说得更直白，“宗王盘据、犬牙相错，天下服其强”，而功臣夷灭吕氏后不得已奉刘恒为帝的事实，加深了后人对封建屏藩的印象。

但这一切在贾谊大陈封国之害后，汉廷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历史并没有依据宋昌所说的有效性而给封国诸王更多自由，反而在景武两朝加速了对诸王的钳制，衣租食税成为了西汉中后期诸王的标准状态。

此后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在新朝代汉的惨败后，宗藩的屏障功能曾一度被桓谭提及，但未成气侯，进入东汉则再度沉沦。

汉初宗藩的作用真如宋昌所说的那样吗？这就要提到吕后了。

齐王与灌婴的妥协成为压跨吕氏的稻草，但这里的问题是为何只有齐王举兵。从文帝即位后的形势看，有威胁的只有吴王与淮南王，楚王潜心学问，齐王不久死去，威胁都不大，淮南王由吕后抚养，与吕氏关系不错，其它诸王呢？被吕后杀了！

三赵王与燕王都死在吕后的阴谋下，其领地被吕氏诸王占据，吴王没被波及可能原因是他并非刘邦直系子孙。

汉初七国之乱

当吕后死时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代王谦逊避祸，与吴楚二王坐观成败，强悍者只有齐王及其两位弟弟，也就是说无论是功臣夷灭诸吕奉新君即位，还是齐王兵入长安荣登至尊，都不太可能造成诸王混战的局面，结局都是朝廷威权一统。

宋昌所说的优势，恰恰没能发挥出威力，才保证了惠文之际没有重大战乱，相反若按照贾谊给文帝设计的诸王健在的剧本去演，西晋八王之祸就要提前四百多年上演了。

如此看来，汉初宗藩之功效实质上是被误解的，平稳过渡的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影响下造成的：吕后对诸王的诛杀刚好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既没有完全摧毁宗王的战斗力，也只将战斗力恰好集结到了一位宗王手中。

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结果，不是吕后想要的，也不是宗王与功臣事先设计好的，而仅仅是个巧合，不幸的是这个巧合被时人理解成宗藩之功，而这种不幸的理解一直潜藏直到曹魏末年再度登上舞台。  

曹魏以对宗王的苛刻而迥异于汉晋，魏文帝以曹植之故，对宗王定下严厉之制，直到魏明帝时也没有将宗王的待遇恢复到西汉中后期的水平，在晋武帝的印象里，曹魏由于抑制宗王太甚而像暴秦那样孤立无援，但事实上曹魏对宗室的运用，虽然比不上东晋南朝，但至少汉朝是被比下去了。

魏文帝确实严防宗室，但他所选的辅助大臣，除了陈群与司马懿，就是曹真；魏明帝临终前苦等司马懿，却让他与曹爽共事。

这种辅立新君的人事布局，两汉相当少见，例外是东汉明帝引东平王辅政，可那是非常时期，汉明帝为了镇住东海王的余党，以及平衡窦氏梁氏的势力，不得已作出的权变。

晋武帝对曹魏苛待宗王的不屑，更多是不将宗王外派以收屏藩之效，致使司马氏倒持太阿，但这种认识很难说是曹魏的失误。

魏明帝即位不久，三位辅臣中的曹真与司马懿被迅速外派，曹真镇守关中，司马懿南防荆徐，留在朝廷的唯有陈群，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有勋望的文武全才都外派了，无窃位威望的文人留在中央。

同时也减缓了三位辅臣相互倾扎的风险，曾经的雄主汉武帝死后，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互殴，差点毁了刘氏江山。

相比之下，魏明帝的人事布局就显得不那么慎重，司马懿与曹爽轮留驻守朝廷，威望却几乎集中在司马懿这边，这种格局很快就发展成权斗风暴，而司马懿侥幸击败曹爽后，朝廷再无其他人在权势上与司马懿分衡，司马氏也就顺势走上了当年曹操的路线。  

相比曹魏两代帝王这种极难掌握的辅政人事手法，晋武帝更醉心于外派诸王以屏藩朝廷，但他的部署似乎与其意愿不太相符，在新制定的封国等级体系中，国分三等，士卒最多五千，最少一千一百，这种数量级的军队，防守城邑估计没问题，攻城野战就显得弱势了。

后来司马越逃离洛阳回到国邑集兵起事，在各路人马眼中也号称寡弱，仅仅由于他是当时司马氏中最有名望者，才被各方势力寄以厚望，当他进入洛阳时，从国邑带来的士兵只作为禁卫军入宫值守，在外野战的军队仍然是朝廷系统的甲士。

西晋八王之乱

或许晋武帝晚年也看到了这种布局的危机，面对外戚杨氏越来越让人恐惧的势力，又决定外派三位宗王掌控军队，还确立了关中非宗王不得都督军事的遗旨，而正是这一举措打乱了整体势力的平衡。 

晋武帝死后，经过杨氏与贾氏外戚的火拼，没有改变诸王手握重兵的格局，相反却引宗王入朝廷。

司马伦首先发难，先清君侧再自立为帝，引爆诸王混战之局，继之而起的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用于参与混战的军队都是其作为“都督诸州军事”之职所掌控的原朝廷军队或临时召集的州郡兵，并非其封国体制下的国防兵。

这种混战格局很像南朝的宋齐诸王以刺史领诸州军事、接着举兵径向朝廷的预演，而与汉初七王之乱的征国民为兵相差甚远。

换言之，西晋八王之乱与宋齐诸王之乱，是宗王占据朝廷文武关键职位后的倾扎，属于朝廷内部人事纠纷，只是互殴主角换成了同姓宗王，而西汉七王之乱，却是朝廷与封国之争，直接渊源于战国列强的格局。  

对于封建屏藩的理解就在历史事件中被扭曲，原本算不上宗藩之效的汉初诛除诸吕之事，被归入了宗王护卫帝室的经验中；西晋诸王作乱，使用的明明是朝廷的外派军队，但却被归类为封建屏藩有害于朝廷一统的教训。  

其实封建屏藩原理并没有过时，只是在经过东周诸国混战的历史后，以另一种特别的却更具有原始意义的形式，存在于中央朝廷的境外战争中，后来经曹魏的引用、北魏的继承、西魏的创建，最终凝合成了隋唐的军事基础，但那已经不是晋武帝愿意考虑的事情了。